第三，如有可能，留心图书出版信息。我之所以敢断定由胜权先生购买的那本《山居笔记》是盗版书，倒不仅仅限于错别字多。余秋雨的《山居笔记》原发于上海《收获6，其《抱愧山西》等篇曾酌量收入到余著的《文明的碎片》(春风文艺出版社版)、《秋雨散文》(浙江文艺出版社版)等选本内。由于怕读者买重，余秋雨一直拒绝在祖国大陆结集出版《山居笔记》(1995年该书在台湾岛曾出版过繁体字竖排本)。直到近期，鉴于盗版书的猖撅，他才不得不改变主意，授权上海文汇出版社出版，以在“二十世纪末尾留下了一个中国文人与盗贼们搏斗的痕迹”(余秋雨语，见1998年9月10日《文学报》陆梅的《是无奈，更是抗争》一文)。这显然是有感而发。这个版本是“首次与大陆读者见面的《山居笔记》的正式版本”(见1998年9月5日《文汇读书周报》“每周一书”栏)。余秋雨出书多挥沪地，结合有关出版信息，再加上错别字多，我才敢对由先生买的那本盗用内蒙古文化出版杜名义的《山居笔记》下盗版书的断语。另外，国家新闻出版署的机关报《新闻出版报》1998年8月20日曾刊载过内蒙古文化出版社的严正声明，谴责盗用者假该社名义非法出版《山居笔记》并保留追究非法出版者法律责任的权力。毫无疑义，平常如果留心读《中华读书报》、《文汇读书周报》、《博览群书》等报刊，则有益于增强我们辨别盗版书的信心与准确性。